信念一方面是指来自我们共同的信仰，在这信仰下我们所服膺的某种共同价值。何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宣教「行动」，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思维的里面，有不同于另外一种「行动」所考虑的「信念」。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到同一个教堂礼拜的这个行动，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涉及我们整个宗教的生活、宣教的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传福音？我们有一个更复杂的共同信念。

　　所以信念也来自传统，当我们回答「什么是基督徒生活？」这问题时，是根据一种对基督教了解的传统来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我们提出什么答案，都必须追溯到某一个基督教的传统。否则我们可能会是「异端」。在此，有两方面我们必须留意：

　　（一）一方面是我们了解到信念固然来自我们的传统，但是传统却不是传统主义。教义史学者Jaroslav Pelikan有这么一句名言：传统是那些已逝去的人中活生生的信仰；传统主义则是那些活人当中已死掉的信仰。Tradition is living faith of the dead: tradition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前者是活生生的信念，后者则是那些抱残守缺的教条。前者可以作为生活的重要指导（生活中无论作何决定，我们都会受某种传统的指引）；后者却是使生活窒息的因素（五四时期，作家鲁迅所说吃人的礼教，指的就是这种传统主义）。

　　（二）没有思想或信念为内涵的任何运动，都注定不会长远。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只以增长数字作为目标，只讲求绩效的种种宣教运动，到头来都会看到他们在一时风潮之后，要不是不了了之，就是苟延残喘地硬撑，或改个名字换个机构，再次煽情演出，再打一次强心针，再来一个没有灵魂的运动。

　　信念是一个运动的灵魂，信念可以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身分，信念可以知道我们为何而生，为何而活。今天我们要思考卫理宗的信仰核心所在。

　　我们在此称为「循道宗或卫理宗」（Methodism）的基督徒，我们的传统或信念，当然是与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宣教运动有关。他如何了解及实践基督教的信仰，就成为我们在此时此地卫理宗信徒，回答「什么是现代基督徒生活？」、「我们在台湾应如何宣教？」等问题的共同依据，这就是我们作为卫理宗基督徒的共同信念。

责任与恩典：宗教改革以来的神学议

　　在过去我们总有一个印象，觉得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宣教上的英雄。他凭著一股热心，放眼天下感到众生的需要，所以放下豪语「世界是我的牧区」。由于他这样的决心卫理宗终于蔚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派。

　　这样的想法，明显地只著眼于卫斯理等人的行动，而忽略了他在思想上所带来的影响；换言之，他们这样的「行动」，背后总有其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就是成为后来卫理宗的重要信念。

　　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卫斯理的思想，特别将他放在整个宗教改革的氛围中来了解。如50年代开始研究宗教改革的学者，就有人将Wesley列入了宗教改革时期最后一位为大的改革者或大师（Fosdick, 1952）。这个说法同时也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肯定(Cobb,1995)。他们都看宗改时期的大师除了都是起而实践的思想家，而且也有共同的神学或信仰的课题，他们从时代的信仰课题中，对基督教的传统重新加以理解。

　　所以这些都说明了我们要了解Wesley的宣教运动，要将他放在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历史来了解，并且也要将他放在宗教改革以来的神学议题上来考量。

　　与宗教改革时期不同的是，在改革之前的中世纪神学重点，他们乃是以本体论式的主题为思考的模式，如基督论Christology、三一论trinity、末世论escatology，神性divinity。这个神学的进路仍然关心如何将教义定义的更清楚。至于人本身作为一个「信仰的主体」所产生的问题，一直要到启蒙以后，才渐渐为思想界所重视，所以有人称改教大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神学，是一种「人的发现」。在当时的氛围中，他的神学开始注意了人—作为个体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救赎如何临到人的身上。

　　人既淹没在教会的群体中，人与神的关系或人的救恩往往也是透过教会来打理，这样许多的弊端就渐渐产生。人们发现教会的种种措施，许多时候会矫往过正，特别是人要仰赖教会的种种圣事，或人的各种努力才能得到救恩的这些观念，使得越认真面对自己罪咎的人，越努力越徒劳。越不认真的人，越能透过种种形式的行动，回避我们与上帝之间何以疏离的问题，削减了我们良心的罪咎感。

　　因此马丁路德才有「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口号提出，人唯有透过信心，在上帝的面前才能被称为义，这是上帝的义（iusitia Dei）；而不是靠人的义。

　　换言之，这个观念是将信仰的关键，拉回到我们人—作为个别的人，如何面对上帝、如何面对信仰的问题上。但是人的得救是上帝完全的功劳，人的信心算不算是功劳呢？

　　另一位改教的大师加尔文（John Calvin）强调在得救的事上，全然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人的努力是全然徒劳的，连信心都是上帝给的。这是后来产生的「预定论」。预定得救的结果，必然产生了「预定毁灭」。

　　这种的思考方式，是非常西方的（欧洲的西方，有别于东方希腊的教会），它的思考背后是一种「法庭」的概念。重点在赦罪的法官。至于被控告的人，获判无罪之后（称义）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样的思想有其副作用：传福音的热诚、追求圣洁的生活：两极端如清教徒，或是放纵。

　　Wesley在这里提出了他充满创意的「恩典」的观念。要了解这一个主张，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他对人的看法。人之所以与其他的受造物不同，就是他在受造时，是按著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人与上帝的形象

　　到底「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人在堕落之后，「上帝的形象」变得如何呢？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上主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在卫斯理的神学中如何解释？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们基本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有感应上主的感动，可以意识到自己与神的关系，使我们可以理解（understanding）或说有理性（reason），有意志（will）或说意愿（volition），或自由（freedom or liberty）。尽管人在堕落（fall）之后，处在一种混乱的形态下，上述功能却仍能保留在人性之中。

　　管治的形象是因为上主将大地交由人来管理，所以赐与人管理的能力如领导（leadership），经营（management）等使人可以受托管理上主所有的创造。与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堕落之后尽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继续存在人性之中。

　　至于道德的形象是标示著人能活出上主的属性，如爱、公义、怜悯等等。与上述两种形象不同，道德的形象并不能独力存在。它必须奠基于人与上主之间关系的情况。

　　当人堕落后，人与上主间的关系自然受到影响，虽然人在自然的形象与管治的形象上仍然无碍其功能，但是人的道德形象却不能彰显。理由就是道德的形象必须是与神不断产生关系才能维持的。

　　在这一点上，约翰·卫斯理是采用了典型东方教会传统的看法，人性是不断地参与（participation）上主的神性；当人—作为受造之物与创造的主之间关系破裂的，人在分享上主属性的形象也无法得到彰显了。
上主形象的恢复

　　卫斯理在此讨论称义的时候，并不拘泥在一个静态的「门槛」上，犹如过去「法庭」的概念的思考。

　　他对恩典的看法就是采取「动态」的思考模式，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负责任的恩典（Responsible Grace）的主张。负责任的恩典包括了三个层面，预期的恩典、称义的恩典、成圣的恩典等。

　　预期的恩典是卫斯理对「称义」的创见，「预期的恩典provenience of Grace」，是一种普世性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这点避开了「双重预定论」的争辩。

　　在「称义的恩典」上，卫斯理并不采用西方教会模式的「法庭」的概念来思考恩典的问题。他反而采用了东方教会的思想方式，他以「治疗」（healing）这个概念来了解恩典的意义。

　　东方教会的思想比西方教会更为活泼，他们不像西方教会将赦罪视为一种「宽恕」（pardon）而已，西方教会对罪了解，背后是一种对他者（other）的「亏欠」，特别是上帝。所以罪需要「宽恕」，特别是上帝的宽恕。

　　东方教会对罪的了解，背后是一种「疾病」的概念，罪是指罪人本身（sinner），犹如「病人」，罪是一种灵魂的腐朽，一种灵魂的疾病，所以赦罪或称义，一定是带来一种治疗；而且还要治愈。

　　一个被治愈的人，也就是被恢复了「上主形象」的人，亦即他恢复了「道德的形象」，一个必须与上主不断保持密切关系的形象。所以他必须要不断地依靠圣灵来更新，不断地靠圣灵「成圣」、「追求完全」。这就是「成圣的恩典」、或「修复的恩典」。

　　预期的恩典好比房子的院子，称义的恩典好像入屋的大门，成圣的恩典好比进入了房子中，仍须不断的装修、打扫，才能完全享受住在这大房子的喜乐。

　　以上思考要比只是考虑到「门槛」（称义）的问题，要来的立体及动态的多了。

　　近来的研究卫斯理的学者，发现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卫斯理受东方教父的影响。而且他是刻意以东方教父的思想，成功地整合了西方教会宗教改革以来的神学分歧。

新造的人与被造的世界

　　近年来卫理宗的思想家，对成圣与现代世界有了更精辟的发展。他们以为称义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这恩典使人恢复了上帝的形象，成为新造的人（new creation），这个新造的人有其责任，卫斯理用追求完全（prefectig prefecton）来表示，也就是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成圣的教义（santification）。追求完全或成圣的目的，不光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已，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完成上帝在起初交托人的责任—管理神所造的大地God's Creature 。上帝创造时的旨意，是要造一个「好」的世界，所以他创造之后觉得「甚好」。这个旨意决不会因为「堕落」（Fall） 这个事件而受到挫败。上帝是绝对不会挫败的，上帝的旨意也决不会落空。

　　根据这个思路，成圣决不只是个人的品格问题，所以我们进一步思想，有什么事情使得现今的世界不理想？我们要有责任去完成；或是在我们所能遇到的范围之内，可以使这世界更好。

　　在这里卫理宗的传统，不像极端灵恩派，只停留在个人的内在特殊的体验。也不像极端的清教徒，只停留在个人的道德层次，与这社会隔离。

　　她一方面要求要热心传福音，因为人所以得救，固然是上主的工作，而有上主形象的人必然关心人的灵魂。另一方面，卫理宗除了重视个人的圣洁生活，也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有责任。因为人按著上帝的形象受造，接著人就受到了托付，管理这个大地。所以人有「管理的形象」。受托要参与这个世界的更新。

　　上帝当初创造这个世界时，看到受造的世界给了一句终极的评语「甚好！」。上帝的创造终极地决不会失去这个标准，经过恢复了上主形象的人，不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回应上主的托付，与上主及他的众儿女们，一同创建这个世界，使它更好，更人性化，更充满了上帝的怜悯、更公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是「负责任的恩典」。

与现代世界

　　这个转向使得卫理宗的传统，可以面对现代世界的种种议题，展开我们的关切；如生态环保、公义社会的建构、弱势群体的关怀、社会的文化等等。所以世界卫理宗教会所在之处，他们不但重视传福音的责任，也重视社会的参与。卫理宗背景的政治神学，都不会走向极端，他们不会忘记，社会的改造背后的信仰动机。为社会改造而改造，就会产生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最后往往带来恐怖主义或专制的后果。

结语

　　身在今日台湾，我们如何在信仰上使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让上主看为「甚好！」？过往教会在面对我们周遭社会的问题，要不以传福音，不要理世界的事而避之（全部的人信主了，社会自然更好），偶而参与些社会服务，也是为了要「作见证」，使人归主。要不就是将教会外的社会问题，化约为政治问题。然后投入激进的政治运动，以教会或信仰之力为一些政治的主张来背书。

　　事实证明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一种合宜的方式，因为他们都不能使在这片土地中的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上主的怜悯，认识到我主耶稣所展现的道，以及他为所揭橥的上帝国福音所采行的十架之路。

　　我们在此强调卫理宗的传统，就是希望在面对今日台湾宣教上提出一种中庸之道，一方面我们不放弃在信仰上的敬虔，传福音的火热之心。一方面我们也负起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责任，在文化、服务、教育等等上，按著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所在的地方更接近上主创造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