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香港政权移交至今已经四年，不过，香港市民对于「回归纪念」实在不大热衷。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在回归四周年前夕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被访者以「平淡」、「无感觉」形容对回归四周年的感觉，更有近百分之二十四的被访者有负面感觉，而感觉正面的不足一成。而当调查问及会否对变成中国公民感到自豪时，就只有约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访者表示自豪，跟过去几年相若——除了九七年，那年有约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表示自豪。

　　对于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而言，上述的结果实在并不教人感到意外。过去几年的回归纪念日，香港人多只是视之为另一个方便离港作短线旅游的假期，电视台转播的回归纪念晚会还不算受欢迎。身分政治对香港人而言，也许会牵动一些情绪，却并不是一个解决其他现实问题的入手点。但若要追问下去，到底香港人是否逃避政治现实，或如香港某些教会领袖所言，香港人仍未接纳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一个事实？那倒要看所说的是哪一个层面的中国。

　　在经济而言，香港和大陆其实早已密不可分。香港不少商人早在九七年以前的许多年，就已经看准国内的低成本、低工资。过去是工业大举北移，九七后甚至连银行业的后勤技术支援，都有向国内迁移的举动；香港现时的经济低迷，甚至要靠大陆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动力来解困。在人脉感情而言，别忘记有相当部分的香港人是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从大陆逃难到香港来的，他们跟国内的亲人仍有连系和关心，真正香港本土一代的经济和文化自我意识的兴起还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至于政治方面，香港人口过去（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口组成成份（以难民为主），就先天地决定了港人对大陆政治那份排斥、冷漠的态度。而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这种距离就进一步拉阔。香港人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投入是空前的，当时人口六百多万的香港，每六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曾经为北京学运上过街示威，当中有上一代的，也有本土新一代的；据一些关于香港学运历史的文集所记载，当年还有一些香港的大专学生直接到了国内参加了学运的工作。而事件对香港日后的政治生态亦有极大的影响，直到如今，不少香港人看待一国两制，常常是从如何防范北京干预香港事务的角度来理解；而现在香港人和大众传播媒体亦多只会在六四周年悼念集会（今年的十二周年纪念集会仍有四万八千多人参加，这样的规模在今天香港的民间集会而言已属非常之多。），或是为大陆天灾的赈灾活动中，用「同胞」这字眼来形容国内人民。这样看来，亦难怪不少香港人看待中国公民这身份时并不觉得自豪，因为不少香港人所认同的「同胞」，仍是活在种种缺憾、悲剧、压制之中，公义、自由、民主和法治仍不是常常在国内社会彰显。在这个层面而言，不少香港人是期望跟国内保持一点距离，以保障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香港社会中相对比较多的空间。

　　历史当然不会停留在一九八九年的时空之中。一九九七年政权移交以后，北京政府高层对一国两制下香港范围内的高度自治，基本上还是抱克制的态度，不过北京的干预会否逐步增加？香港政府的高层会否为了奉承而表态自律，自毁长城？那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不过笔者觉得，对于基督徒而言，他在社会向度的终极关怀倒不一定要系于某种制度（譬如一国两制）的生与死——虽然那也是很重要的题目，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政治制度的运作和演变，对于某个地区维持社会的公义、人际的关爱，以及人认识上帝、跟随基督的自由，能起多大的助力和阻力。对基督徒而言，我相信这才是问题的起点；这也是在香港回归四周年的前夕，我为香港这个家祷告的方向。求主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