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所生長的年代大約是主前三百多年，值聖經兩約之間的時代，這時猶太人已經亡國流落他鄉了。屈原留下的詩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生平及性格。

　　屈原生於周顯王廿六年，根據其作品《離騷》所載，他的父親伯庸在他出生後，見其他氣度非凡，為其相對而取一個特別的名正則，字靈均。他很可能出生於貴族之家，按《離騷》所載他的家族為帝高陽的後代，在當時唯有望族才能以上古傳說的偉人為其先祖。屈原年少時代即展露過人的才華及大志，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中形容他「博文疆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所以很年輕時即為楚王所重用，「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過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在楚國頗受器重的少年政治家，在當時他尚未滿卅歲，就才華出眾，且有高尚的志節。在《橘頌》中，他藉橘樹喻其志節，更推崇志節不改的伯夷。

　　高風亮節的屈原，在充滿詭詐的官場上，難免會充滿兩難的抉擇，如《卜居》中就充滿了這樣的句子：

　　　寧可誠懇的樸質忠貞呢？或是隨俗周旋，巧於媚世呢？　　　寧可離世隱居以保純本真？或是委委縮縮，強言歡笑…？　　　寧可廉潔正直以自保純潔？或是圓滑虛浮…？

　　在寧可與或是之間，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掙扎與擇善固執。他的才氣與志節使他深感孤獨，如他在《漁父》中的名言：「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這是作為一個先知型人物往往面對的孤獨，這絕對不是好受的。魯迅在《吶喊》也有這樣的經歷，他比喻自己好像身在著火的鐵屋之中，眾人仍在沈睡，唯獨清醒的他發現門已反鎖，沒有出路，此時到底他要叫醒眾人，還是讓他們在睡夢中安然離世呢？這是更孤獨而悲觀的選擇。在先知中耶利米有相同的經驗，舉國皆在那虛妄的靠山─埃及的迷思中，他點破了這個迷思，指出他們民族命運中更深沈的關鍵所在，他們要從更高的視野才能理解民族自身的命運，極端的孤寂下，他甚至咒詛自己的生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經歷也是如此，連最相知的門徒都沈睡了，他要獨自嚐那關乎人類命運的苦杯，那時是更徹底的孤獨。

　　屈原沒有像後世的儒家士大夫一樣，必要時可以遁入佛門，或在老莊中找到精神上的出路。《天問》是他向終極出路的探索，但終究在絕望中「抉擇」了結生命。

　　相較之下耶利米就有不同的出路，雖然他亦孤獨而不解，他對民族的愛也不亞於屈原對楚國王室的情感。但他知道人的極限，個人面對整個歷史的困境是那麼的渺小，既受命於歷史的主，也相信他在歷史中的行動高過我們的意念。

　　端午節時分，讓我從屈原的故事中得到若干省思；衛蘭在牧養上所採取的信仰形態，並不是一種只求內省而不顧世事的信仰。我們要積極地面對教會內外的困境，也唯有認清困境的真實性，我們才能在信仰的中探求那更高的境界。不錯，維持那種功利式的信仰，或小恩小愛的格局，可以使我們天真無邪地讚美上帝。但是我們寧可選擇面對那更複雜的人性光景及更真實的世界，唯有這樣我們才曉得要更多依靠上帝，我們才能更由衷地唱出那歷代的禱詞「上主啊！憐憫我！」。

　　我們所採的態度是一方面看到人性的陰暗，一方面也看到上帝的美好旨意。一方面感到自身的侷限，一方面在信心中看到上帝的真理仍在前進，他的旨意並不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