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在台灣衛理宗的會友或牧職的同工，到海外參加衛理宗教會的崇拜時，會發現，他們的崇拜程序、團契的氣氛跟我們很不相同。不單如此，在台灣其他有悠久歷史的宗派亦有同樣的現象。

形成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後遷台的教派，與其在中國大陸的母會或西方的母會產生了一段歷史的割裂。宗派教會無論神職人員的養成、信徒的造就、青年事工、甚至文字工作都無法自力承擔，於是只好外求於一些所謂「超宗派」的機構。這些超宗派的機構並不是嚴格意義下的ecumenical（普世教會）宗派間的合作機構，他們是由過去對宗派反感的「小群」運動所組成的「獨立╱地方」教會所組成的機構，他們的特色一致，多是因為起初的宣教士或文化親和性的關係，而採取了奮興主義與基要主義形態的基督教信仰。在這些「小群型的教會」所引介的基督教信仰，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錯誤，問題卻是在於他們從非常侷限的角度，來對待大公教會的傳統，及外在的世界。他們常常想到直接回到初代教會的情況，而對教會在歷史中的種種發展視若無睹，在簡化的「末世論」的觀點下，他們將「社會」等同於「世界」；於是不可貪愛世界，當然不會有什麼社會參與，更不用談什麼文化使命。

這種「小群型」的教會機構，幫助了四九年後遷台的教會，培育神職人員、青年工作、出版事業，甚至宣教的模式也不出其想像力。於是宗派型的教會不久也忘記了自己的傳統，如禮儀、教制、神學、靈修、信徒生活等等的特色，徒具宗派的外殼，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宗派教會的「小群化」。

「小群化」的結果就是使得教會或信徒以一種非常形式主義式的方式來「管窺」基督信仰的傳統，所以無法看到基督教傳統的複雜性；此外，「小群型」教會末世論的特色，更使他們以一種極為「功利」的方式來安排教會的崇拜及信徒的造就。就造成在台灣的基督教面對一個非基督教文化且現代化的情境時，顯得相當貧乏，無法展現作為一個淵源流傳的信仰傳統應有的深度。

換言之，就是無法「創造性地轉化」自己的傳統，以因應現代台灣宣教環境，只能靠著「搖旗吶喊」式的宣告(如公元兩千年、耶穌大巡行)，「威脅式的末世論」主張（如一九九五潤八月），或透過「極密切的關係網絡」（小組加G12），來凝聚solidarize信徒。這樣的方式只會使信徒更加內聚，更膚淺，更不能讓我們的社會看到有基督信仰的深度，或更不能貢獻於我們的文化。
所以為擺脫「小群型」的信仰，在衛蘭團契成立之初，我們就在公共崇拜的聖禮的中，嘗試與傳統接軌。此外，大齋節期的靈修推介以及我們的聖經課程，在在都是一種重新「發現基督教」的過程。今後我們將更進一步在我們的文字工作、學生工作中繼續此一目標。我們並非無條件的接收傳統，而是帶著一種「批判性的繼承」。若不如此既傳承又批判的方式再發現我們的傳統，我們就無法實踐我們所揭櫫「文化取向的宣教」的理念與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