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一方面是指來自我們共同的信仰，在這信仰下我們所服膺的某種共同價值。何以我們要有「這樣」的宣教「行動」，而不是另外一種「行動」？主要就是在我們的思維的裡面，有不同於另外一種「行動」所考慮的「信念」。我們在同一個時間到同一個教堂禮拜的這個行動，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這涉及我們整個宗教的生活、宣教的實踐；也就是說我們對於什麼是基督徒的生活？什麼是傳福音？我們有一個更複雜的共同信念。

　　所以信念也來自傳統，當我們回答「什麼是基督徒生活？」這問題時，是根據一種對基督教了解的傳統來回答這個問題。無論我們提出什麼答案，都必須追溯到某一個基督教的傳統。否則我們可能會是「異端」。在此，有兩方面我們必須留意：

　　（一）一方面是我們了解到信念固然來自我們的傳統，但是傳統卻不是傳統主義。教義史學者Jaroslav Pelikan有這麼一句名言：傳統是那些已逝去的人中活生生的信仰；傳統主義則是那些活人當中已死掉的信仰。Tradition is living faith of the dead: tradition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前者是活生生的信念，後者則是那些抱殘守缺的教條。前者可以作為生活的重要指導（生活中無論作何決定，我們都會受某種傳統的指引）；後者卻是使生活窒息的因素（五四時期，作家魯迅所說吃人的禮教，指的就是這種傳統主義）。

　　（二）沒有思想或信念為內涵的任何運動，都註定不會長遠。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只以增長數字作為目標，只講求績效的種種宣教運動，到頭來都會看到他們在一時風潮之後，要不是不了了之，就是苟延殘喘地硬撐，或改個名字換個機構，再次煽情演出，再打一次強心針，再來一個沒有靈魂的運動。

　　信念是一個運動的靈魂，信念可以使我們知道自己的身分，信念可以知道我們為何而生，為何而活。今天我們要思考衛理宗的信仰核心所在。

　　我們在此稱為「循道宗或衛理宗」（Methodism）的基督徒，我們的傳統或信念，當然是與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宣教運動有關。他如何了解及實踐基督教的信仰，就成為我們在此時此地衛理宗信徒，回答「什麼是現代基督徒生活？」、「我們在台灣應如何宣教？」等問題的共同依據，這就是我們作為衛理宗基督徒的共同信念。

責任與恩典：宗教改革以來的神學議

　　在過去我們總有一個印象，覺得約翰．衛斯理是一個宣教上的英雄。他憑著一股熱心，放眼天下感到眾生的需要，所以放下豪語「世界是我的牧區」。由於他這樣的決心衛理宗終於蔚然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宗派。

　　這樣的想法，明顯地只著眼於衛斯理等人的行動，而忽略了他在思想上所帶來的影響；換言之，他們這樣的「行動」，背後總有其對傳統（基督教信仰）獨特的見解，這些見解就是成為後來衛理宗的重要信念。

　　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衛斯理的思想，特別將他放在整個宗教改革的氛圍中來了解。如50年代開始研究宗教改革的學者，就有人將Wesley列入了宗教改革時期最後一位為大的改革者或大師（Fosdick, 1952）。這個說法同時也得到了現代學者的肯定(Cobb,1995)。他們都看宗改時期的大師除了都是起而實踐的思想家，而且也有共同的神學或信仰的課題，他們從時代的信仰課題中，對基督教的傳統重新加以理解。

　　所以這些都說明了我們要了解Wesley的宣教運動，要將他放在宗教改革以來的教會歷史來了解，並且也要將他放在宗教改革以來的神學議題上來考量。

　　與宗教改革時期不同的是，在改革之前的中世紀神學重點，他們乃是以本體論式的主題為思考的模式，如基督論Christology、三一論trinity、末世論escatology，神性divinity。這個神學的進路仍然關心如何將教義定義的更清楚。至於人本身作為一個「信仰的主體」所產生的問題，一直要到啟蒙以後，才漸漸為思想界所重視，所以有人稱改教大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神學，是一種「人的發現」。在當時的氛圍中，他的神學開始注意了人─作為個體的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救贖如何臨到人的身上。

　　人既淹沒在教會的群體中，人與神的關係或人的救恩往往也是透過教會來打理，這樣許多的弊端就漸漸產生。人們發現教會的種種措施，許多時候會矯往過正，特別是人要仰賴教會的種種聖事，或人的各種努力才能得到救恩的這些觀念，使得越認真面對自己罪咎的人，越努力越徒勞。越不認真的人，越能透過種種形式的行動，迴避我們與上帝之間何以疏離的問題，削減了我們良心的罪咎感。

　　因此馬丁路德才有「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口號提出，人唯有透過信心，在上帝的面前才能被稱為義，這是上帝的義（iusitia Dei）；而不是靠人的義。

　　換言之，這個觀念是將信仰的關鍵，拉回到我們人─作為個別的人，如何面對上帝、如何面對信仰的問題上。但是人的得救是上帝完全的功勞，人的信心算不算是功勞呢？

　　另一位改教的大師加爾文（John Calvin）強調在得救的事上，全然是上帝的主權。所以人的努力是全然徒勞的，連信心都是上帝給的。這是後來產生的「預定論」。預定得救的結果，必然產生了「預定毀滅」。

　　這種的思考方式，是非常西方的（歐洲的西方，有別於東方希臘的教會），它的思考背後是一種「法庭」的概念。重點在赦罪的法官。至於被控告的人，獲判無罪之後（稱義）之後，就沒有下文了。這樣的思想有其副作用：傳福音的熱誠、追求聖潔的生活：兩極端如清教徒，或是放縱。

　　Wesley在這裡提出了他充滿創意的「恩典」的觀念。要了解這一個主張，我們必須先來了解他對人的看法。人之所以與其他的受造物不同，就是他在受造時，是按著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人與上帝的形象

　　到底「上帝的形象」是指什麼？人在墮落之後，「上帝的形象」變得如何呢？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上主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在衛斯理的神學中如何解釋？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們基本的能力，使得我們可以有感應上主的感動，可以意識到自己與神的關係，使我們可以理解（understanding）或說有理性（reason），有意志（will）或說意願（volition），或自由（freedom or liberty）。儘管人在墮落（fall）之後，處在一種混亂的形態下，上述功能卻仍能保留在人性之中。

　　管治的形象是因為上主將大地交由人來管理，所以賜與人管理的能力如領導（leadership），經營（management）等使人可以受託管理上主所有的創造。與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墮落之後儘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繼續存在人性之中。

　　至於道德的形象是標示著人能活出上主的屬性，如愛、公義、憐憫等等。與上述兩種形象不同，道德的形象並不能獨力存在。它必須奠基於人與上主之間關係的情況。

　　當人墮落後，人與上主間的關係自然受到影響，雖然人在自然的形象與管治的形象上仍然無礙其功能，但是人的道德形象卻不能彰顯。理由就是道德的形象必須是與神不斷產生關係才能維持的。

　　在這一點上，約翰•衛斯理是採用了典型東方教會傳統的看法，人性是不斷地參與（participation）上主的神性；當人─作為受造之物與創造的主之間關係破裂的，人在分享上主屬性的形象也無法得到彰顯了。
上主形象的恢復

　　衛斯理在此討論稱義的時候，並不拘泥在一個靜態的「門檻」上，猶如過去「法庭」的概念的思考。

　　他對恩典的看法就是採取「動態」的思考模式，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就是負責任的恩典（Responsible Grace）的主張。負責任的恩典包括了三個層面，預期的恩典、稱義的恩典、成聖的恩典等。

　　預期的恩典是衛斯理對「稱義」的創見，「預期的恩典provenience of Grace」，是一種普世性的恩典，是為每一個人所預備的，這點避開了「雙重預定論」的爭辯。

　　在「稱義的恩典」上，衛斯理並不採用西方教會模式的「法庭」的概念來思考恩典的問題。他反而採用了東方教會的思想方式，他以「治療」（healing）這個概念來了解恩典的意義。

　　東方教會的思想比西方教會更為活潑，他們不像西方教會將赦罪視為一種「寬恕」（pardon）而已，西方教會對罪了解，背後是一種對他者（other）的「虧欠」，特別是上帝。所以罪需要「寬恕」，特別是上帝的寬恕。

　　東方教會對罪的了解，背後是一種「疾病」的概念，罪是指罪人本身（sinner），猶如「病人」，罪是一種靈魂的腐朽，一種靈魂的疾病，所以赦罪或稱義，一定是帶來一種治療；而且還要治癒。

　　一個被治癒的人，也就是被恢復了「上主形象」的人，亦即他恢復了「道德的形象」，一個必須與上主不斷保持密切關係的形象。所以他必須要不斷地依靠聖靈來更新，不斷地靠聖靈「成聖」、「追求完全」。這就是「成聖的恩典」、或「修復的恩典」。

　　預期的恩典好比房子的院子，稱義的恩典好像入屋的大門，成聖的恩典好比進入了房子中，仍須不斷的裝修、打掃，才能完全享受住在這大房子的喜樂。

　　以上思考要比只是考慮到「門檻」（稱義）的問題，要來的立體及動態的多了。

　　近來的研究衛斯理的學者，發現有明顯的證據顯示衛斯理受東方教父的影響。而且他是刻意以東方教父的思想，成功地整合了西方教會宗教改革以來的神學分歧。

新造的人與被造的世界

　　近年來衛理宗的思想家，對成聖與現代世界有了更精闢的發展。他們以為稱義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這恩典使人恢復了上帝的形象，成為新造的人（new creation），這個新造的人有其責任，衛斯理用追求完全（prefectig prefecton）來表示，也就是在神學上我們稱之為成聖的教義（santification）。追求完全或成聖的目的，不光是個人的道德修養而已，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完成上帝在起初交託人的責任─管理神所造的大地God's Creature 。上帝創造時的旨意，是要造一個「好」的世界，所以他創造之後覺得「甚好」。這個旨意決不會因為「墮落」（Fall） 這個事件而受到挫敗。上帝是絕對不會挫敗的，上帝的旨意也決不會落空。

　　根據這個思路，成聖決不只是個人的品格問題，所以我們進一步思想，有什麼事情使得現今的世界不理想？我們要有責任去完成；或是在我們所能遇到的範圍之內，可以使這世界更好。

　　在這裡衛理宗的傳統，不像極端靈恩派，只停留在個人的內在特殊的體驗。也不像極端的清教徒，只停留在個人的道德層次，與這社會隔離。

　　她一方面要求要熱心傳福音，因為人所以得救，固然是上主的工作，而有上主形象的人必然關心人的靈魂。另一方面，衛理宗除了重視個人的聖潔生活，也對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有責任。因為人按著上帝的形象受造，接著人就受到了託付，管理這個大地。所以人有「管理的形象」。受託要參與這個世界的更新。

　　上帝當初創造這個世界時，看到受造的世界給了一句終極的評語「甚好！」。上帝的創造終極地決不會失去這個標準，經過恢復了上主形象的人，不只單顧自己的事，也要回應上主的託付，與上主及他的眾兒女們，一同創建這個世界，使它更好，更人性化，更充滿了上帝的憐憫、更公義…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責任，所以這是「負責任的恩典」。

與現代世界

　　這個轉向使得衛理宗的傳統，可以面對現代世界的種種議題，展開我們的關切；如生態環保、公義社會的建構、弱勢群體的關懷、社會的文化等等。所以世界衛理宗教會所在之處，他們不但重視傳福音的責任，也重視社會的參與。衛理宗背景的政治神學，都不會走向極端，他們不會忘記，社會的改造背後的信仰動機。為社會改造而改造，就會產生烏托邦式的社會運動，最後往往帶來恐怖主義或專制的後果。

結語

　　身在今日台灣，我們如何在信仰上使我們所在的這片土地，讓上主看為「甚好！」？過往教會在面對我們周遭社會的問題，要不以傳福音，不要理世界的事而避之（全部的人信主了，社會自然更好），偶而參與些社會服務，也是為了要「作見證」，使人歸主。要不就是將教會外的社會問題，化約為政治問題。然後投入激進的政治運動，以教會或信仰之力為一些政治的主張來背書。

　　事實證明這兩種方式都不是一種合宜的方式，因為他們都不能使在這片土地中的人們，深深地感受到上主的憐憫，認識到我主耶穌所展現的道，以及他為所揭櫫的上帝國福音所採行的十架之路。

　　我們在此強調衛理宗的傳統，就是希望在面對今日台灣宣教上提出一種中庸之道，一方面我們不放棄在信仰上的敬虔，傳福音的火熱之心。一方面我們也負起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責任，在文化、服務、教育等等上，按著我們的能力，使我們所在的地方更接近上主創造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