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香港政權移交至今已經四年，不過，香港市民對於「回歸紀念」實在不大熱衷。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在回歸四週年前夕公佈的民意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被訪者以「平淡」、「無感覺」形容對回歸四週年的感覺，更有近百分之二十四的被訪者有負面感覺，而感覺正面的不足一成。而當調查問及會否對變成中國公民感到自豪時，就只有約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訪者表示自豪，跟過去幾年相若──除了九七年，那年有約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表示自豪。

　　對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而言，上述的結果實在並不教人感到意外。過去幾年的回歸紀念日，香港人多只是視之為另一個方便離港作短線旅遊的假期，電視台轉播的回歸紀念晚會還不算受歡迎。身分政治對香港人而言，也許會牽動一些情緒，卻並不是一個解決其他現實問題的入手點。但若要追問下去，到底香港人是否逃避政治現實，或如香港某些教會領袖所言，香港人仍未接納香港回歸中國成為一個事實？那倒要看所說的是哪一個層面的中國。

　　在經濟而言，香港和大陸其實早已密不可分。香港不少商人早在九七年以前的許多年，就已經看準國內的低成本、低工資。過去是工業大舉北移，九七後甚至連銀行業的後勤技術支援，都有向國內遷移的舉動；香港現時的經濟低迷，甚至要靠大陸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經濟動力來解困。在人脈感情而言，別忘記有相當部分的香港人是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從大陸逃難到香港來的，他們跟國內的親人仍有連繫和關心，真正香港本土一代的經濟和文化自我意識的興起還是七、八十年代以後的事情。

　　至於政治方面，香港人口過去（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口組成成份（以難民為主），就先天地決定了港人對大陸政治那份排斥、冷漠的態度。而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這種距離就進一步拉闊。香港人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投入是空前的，當時人口六百多萬的香港，每六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曾經為北京學運上過街示威，當中有上一代的，也有本土新一代的；據一些關於香港學運歷史的文集所記載，當年還有一些香港的大專學生直接到了國內參加了學運的工作。而事件對香港日後的政治生態亦有極大的影響，直到如今，不少香港人看待一國兩制，常常是從如何防範北京干預香港事務的角度來理解；而現在香港人和大眾傳播媒體亦多只會在六四週年悼念集會（今年的十二週年紀念集會仍有四萬八千多人參加，這樣的規模在今天香港的民間集會而言已屬非常之多。），或是為大陸天災的賑災活動中，用「同胞」這字眼來形容國內人民。這樣看來，亦難怪不少香港人看待中國公民這身份時並不覺得自豪，因為不少香港人所認同的「同胞」，仍是活在種種缺憾、悲劇、壓制之中，公義、自由、民主和法治仍不是常常在國內社會彰顯。在這個層面而言，不少香港人是期望跟國內保持一點距離，以保障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香港社會中相對比較多的空間。

　　歷史當然不會停留在一九八九年的時空之中。一九九七年政權移交以後，北京政府高層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範圍內的高度自治，基本上還是抱克制的態度，不過北京的干預會否逐步增加？香港政府的高層會否為了奉承而表態自律，自毀長城？那是值得繼續關注的問題。不過筆者覺得，對於基督徒而言，他在社會向度的終極關懷倒不一定要繫於某種制度（譬如一國兩制）的生與死──雖然那也是很重要的題目，但更重要的是那個政治制度的運作和演變，對於某個地區維持社會的公義、人際的關愛，以及人認識上帝、跟隨基督的自由，能起多大的助力和阻力。對基督徒而言，我相信這才是問題的起點；這也是在香港回歸四週年的前夕，我為香港這個家禱告的方向。求主憐憫。